0448:意外
一夜之间,看似稳定的荆州南部,也就是黑翼教的主要活动区域,星火燎原一般,多地同时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体事件。
这些群体性事件虽然说动静不小,还多点开花,根据第一时间反馈上来的案例看,比较low,大多是小偷小摸、奸淫掳掠,以及撞上枪口的贩毒事件,虽然闹出了不少人命,但是,考虑到多为犯罪嫌疑人拒捕后发生,也不算过分。
嫌疑人的身份还在调查当中,不过王迪能猜的出来,必然是黑翼教成员,同一时间的“多点开花”,也只有黑翼教才能组织的出来。
之所以面对这种突发事件表现的依旧很淡定,是因为黑翼教的行为,都在王迪的预判之中。
古今中外,两个时空,类似于黑翼教这种组织,最后走上怎样一条道路,王迪是心知肚明的,虽说扼杀在摇篮中是最好的解决办法,但是,当时那种内忧外患的局面,不允许王迪再开辟一条战线,而且,发现的太晚,那个时候的黑翼教,已经不是摇篮中的状态了,所以,才会想出引导其与山越人火并的招数。
此外,虽然采取的是怀柔和隐忍不发的政策,但对于荆州境内数量庞大且居住分散的黑翼教,王迪也没有完全放松警惕,调动了不少人力暗中监视,同时有意识的将其活动范围进行压制引导,逼着黑翼教要想渗透扩散的话,只能往交州和扬州方向努力,当然,要是能滚回益州是最好不过的了。
所以,当这回两三千的便当男们扮演了炮灰的角色后,王迪没有意外,虽然说因为目标太小太分散没有第一时间防住,但这支针对黑翼教的快速反应部队补救措施做的不错,很快将其遏制住。
真是奇怪,这么折腾一下有什么意义吗?随着信息不断收集整理上来,王迪不禁陷入了疑惑之中。
2300多人参与了这一波行动,遍布了十几个县,没有核心城市受到波及,看来就是要避开主力不想把事情闹大?那这个操作也没有意义啊。
“暴动”中只抓到了500多活口,还大多受伤,已知身份都是黑翼教的边缘人物和新发展成员,倒不是说真的都是什么死硬份子,里面有几个软骨头实在是扛不住了,但也没说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,就是说受他人指使,那人身份如何目的何在就一问三不知了。
……这样闹腾一下没什么意义,动机不明确,目标很模糊,杀伤力也有限,而在这个节骨眼上捣鼓出这样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,无疑是很蹊跷很不合情理的,黑翼教再没有脑子也不会这样去做,所以……王迪断定,这,只是第一步动作,是个障眼法,目的就是在于迷惑自己,把注意力放在这帮杂碎身上,从而忽略黑翼教的下一步动作,也许,那才是致命的。
连续换了几个思路后,王迪认定了这个可能,于是,依样画葫芦,抽调出一部分人假装继续对这些恶性事件高度重视,其实,暗中把注意力重新放在了黑翼教的身上。
毕竟是在自己的主场,只要各部门打起精神来,黑翼教,翻不出什么浪花的,说不得,还可以趁此名正言顺的将其铲除呢。
……
王迪,可以说是猜对了绝大部分,这次事件,就是障眼法,这帮人,就是炮灰,从他们的身上挖掘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信息,而黑翼教,在范贲的谋划下,接下来是真的有行动。
但是,一直走狗屎运的王迪,终于在两个细节处犯下了错误,很关键的错误。
第一个细节错误,就是方向。
第二波行动的发起,不是来自于黑翼教内部,而是在外部,在民间,是那些看上去,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作死违逆王迪的“良民”:商人。
第二个细节错误,就是行为方式。
在王迪看来,第一波动作都是这样了,接下来,必将是更加猛烈的暴风雨,一场血腥镇压在所难免,但没想到居然是……抗议和游行。
第一个猜错了,就当是人心隔肚皮,王迪认栽,但是,第二个就真的是感到万分意外了。
难道这年头还流行这个?
在王迪的印象里,我们的老百姓,要么是以超强的忍耐力承受着领导的剥削和压榨,要么是忍无可忍直接揭竿而起,推翻他丫的,最次也应该是国人暴动驱逐周厉王那种程度,总之,应该在两个极端跳跃,而不会有这样“温顺”的行为,更不会为了和自己不相干的人或事振臂一呼浪费精力(就像抵制x货的爱国行为一般都是表现为自己没有x货或者砸别人x货),不多的记忆和了解,明朝成华年间,一批没能入宫,正式走上就业岗位的“准太监”。人数多达四千人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?原来,当时很多人为了有碗饭吃、谋个前程,都想进宫当太监。当时太监差事不错,工作稳定不说,陪伴大领导,提拔机会也多,所以滋生了一个行业——“场子”,就是太监培训班。想当太监,先交笔培训费,第一课是做手术,接下来是培训宫廷礼仪,培训完了直接送到宫里当太监。可缺德的地方在于,为了牟利,招收的太监超过政府编制名额。多出来的就惨了,毕业即失业,没办法,市场需求就那么大,人才过剩,可是,想做回正常人又不可能了,于是,这些上当受骗的“太监”未经领导许可,聚集起来绕着紫禁城喊口号——“我要生存!我要工作!把饭碗还给我!”明宪宗一怒之下,把这几千个失业太监打得鬼哭狼嚎,一哄而散。
因为这件事比较逗比,所以,难得的被记忆力较差的王迪记住了,到现在都没忘记,这一次,面对新情况,又特意咨询了一些专家,才知道自己还真是孤陋寡闻了,永兴元年,冀州刺史朱穆因打击横行州郡宦官势力被治罪,罚往左校服劳役。太学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,指责宦官集团的罪恶,赞扬朱穆出以忧国之心,志在肃清奸恶的立场,表示愿意代替朱穆服刑劳作。汉桓帝于是不得不赦免朱穆。
再有就是在桓帝延熹五年,一向对外号称“恶绝宦官,不与交通”的议郎皇甫规,在论功当封时拒绝贿赂当权宦官,受到诬陷,也以严刑治罪,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十分不爽,又发起集会,“诣阙讼之”,使皇甫规得到赦免。
既然有先例可循,王迪也就不那么心虚了(否则以为是和自己一样穿越的人在背后搞鬼),着手准备解决问题。
首先,弄清楚这帮商人的“诉求”;
其次,分析两次事件之间,究竟有何必然联系;
第三,表面上和商人们虚以委蛇,暗中派人调查清楚其幕后元凶是谁。
鉴于这帮人的手段很“温和”,在有与敌人勾结或者被人操控跳反的确凿证据到手之前,王迪特意命令,不能采取过激手段,哪怕是再度出现暴力拒捕的行为也以留下活口为先,闹出人命的话将采取手段追责调查。
之所以这么“怂”,不惜给部下套上枷锁增加办案和控场难度,倒不是真的爱惜民力,而是王迪怀疑,基层组织是不是遭遇了黑翼教的反向渗透,万一有人借机搞出人命激化矛盾,落下口实,反而不妙——之所以会这样想,也是前段时间大量直接毙杀犯罪嫌疑人带给他的“启发”,不得不小心为妙。
果然,这些散布在多地的游行商人,仿佛是商量好了一般,诉求高度一致:自身的合法权益、人身安全受到威胁,“不得不”采取这种方式,希望政府给一个承诺答复。
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受到威胁?
呵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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嫌疑人的身份还在调查当中,不过王迪能猜的出来,必然是黑翼教成员,同一时间的“多点开花”,也只有黑翼教才能组织的出来。
之所以面对这种突发事件表现的依旧很淡定,是因为黑翼教的行为,都在王迪的预判之中。
古今中外,两个时空,类似于黑翼教这种组织,最后走上怎样一条道路,王迪是心知肚明的,虽说扼杀在摇篮中是最好的解决办法,但是,当时那种内忧外患的局面,不允许王迪再开辟一条战线,而且,发现的太晚,那个时候的黑翼教,已经不是摇篮中的状态了,所以,才会想出引导其与山越人火并的招数。
此外,虽然采取的是怀柔和隐忍不发的政策,但对于荆州境内数量庞大且居住分散的黑翼教,王迪也没有完全放松警惕,调动了不少人力暗中监视,同时有意识的将其活动范围进行压制引导,逼着黑翼教要想渗透扩散的话,只能往交州和扬州方向努力,当然,要是能滚回益州是最好不过的了。
所以,当这回两三千的便当男们扮演了炮灰的角色后,王迪没有意外,虽然说因为目标太小太分散没有第一时间防住,但这支针对黑翼教的快速反应部队补救措施做的不错,很快将其遏制住。
真是奇怪,这么折腾一下有什么意义吗?随着信息不断收集整理上来,王迪不禁陷入了疑惑之中。
2300多人参与了这一波行动,遍布了十几个县,没有核心城市受到波及,看来就是要避开主力不想把事情闹大?那这个操作也没有意义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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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竟是在自己的主场,只要各部门打起精神来,黑翼教,翻不出什么浪花的,说不得,还可以趁此名正言顺的将其铲除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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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迪,可以说是猜对了绝大部分,这次事件,就是障眼法,这帮人,就是炮灰,从他们的身上挖掘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信息,而黑翼教,在范贲的谋划下,接下来是真的有行动。
但是,一直走狗屎运的王迪,终于在两个细节处犯下了错误,很关键的错误。
第一个细节错误,就是方向。
第二波行动的发起,不是来自于黑翼教内部,而是在外部,在民间,是那些看上去,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作死违逆王迪的“良民”:商人。
第二个细节错误,就是行为方式。
在王迪看来,第一波动作都是这样了,接下来,必将是更加猛烈的暴风雨,一场血腥镇压在所难免,但没想到居然是……抗议和游行。
第一个猜错了,就当是人心隔肚皮,王迪认栽,但是,第二个就真的是感到万分意外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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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王迪的印象里,我们的老百姓,要么是以超强的忍耐力承受着领导的剥削和压榨,要么是忍无可忍直接揭竿而起,推翻他丫的,最次也应该是国人暴动驱逐周厉王那种程度,总之,应该在两个极端跳跃,而不会有这样“温顺”的行为,更不会为了和自己不相干的人或事振臂一呼浪费精力(就像抵制x货的爱国行为一般都是表现为自己没有x货或者砸别人x货),不多的记忆和了解,明朝成华年间,一批没能入宫,正式走上就业岗位的“准太监”。人数多达四千人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?原来,当时很多人为了有碗饭吃、谋个前程,都想进宫当太监。当时太监差事不错,工作稳定不说,陪伴大领导,提拔机会也多,所以滋生了一个行业——“场子”,就是太监培训班。想当太监,先交笔培训费,第一课是做手术,接下来是培训宫廷礼仪,培训完了直接送到宫里当太监。可缺德的地方在于,为了牟利,招收的太监超过政府编制名额。多出来的就惨了,毕业即失业,没办法,市场需求就那么大,人才过剩,可是,想做回正常人又不可能了,于是,这些上当受骗的“太监”未经领导许可,聚集起来绕着紫禁城喊口号——“我要生存!我要工作!把饭碗还给我!”明宪宗一怒之下,把这几千个失业太监打得鬼哭狼嚎,一哄而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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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有就是在桓帝延熹五年,一向对外号称“恶绝宦官,不与交通”的议郎皇甫规,在论功当封时拒绝贿赂当权宦官,受到诬陷,也以严刑治罪,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十分不爽,又发起集会,“诣阙讼之”,使皇甫规得到赦免。
既然有先例可循,王迪也就不那么心虚了(否则以为是和自己一样穿越的人在背后搞鬼),着手准备解决问题。
首先,弄清楚这帮商人的“诉求”;
其次,分析两次事件之间,究竟有何必然联系;
第三,表面上和商人们虚以委蛇,暗中派人调查清楚其幕后元凶是谁。
鉴于这帮人的手段很“温和”,在有与敌人勾结或者被人操控跳反的确凿证据到手之前,王迪特意命令,不能采取过激手段,哪怕是再度出现暴力拒捕的行为也以留下活口为先,闹出人命的话将采取手段追责调查。
之所以这么“怂”,不惜给部下套上枷锁增加办案和控场难度,倒不是真的爱惜民力,而是王迪怀疑,基层组织是不是遭遇了黑翼教的反向渗透,万一有人借机搞出人命激化矛盾,落下口实,反而不妙——之所以会这样想,也是前段时间大量直接毙杀犯罪嫌疑人带给他的“启发”,不得不小心为妙。
果然,这些散布在多地的游行商人,仿佛是商量好了一般,诉求高度一致:自身的合法权益、人身安全受到威胁,“不得不”采取这种方式,希望政府给一个承诺答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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