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82章 船运和保险
第382章船运和保险
苏泽看着申时行说道:“你这是守着金山要饭,松江府那么多富户,难道还要向大都督府要钱吗?”
申时行皱眉说道:“大都督也要富户逼捐?”
苏泽摇头说道:“这种事情我们东南当然不愿意做,但是我们可以发债啊。”
“发债?”
苏泽点头说道:“就和当年胡宗宪在浙江发过的抗倭捐,只不过抗倭捐是以钞关税收入为抵押,你可以用铁厂的利润为抵押,发行专门的债券。”
申时行想了想,似乎这个办法还真的可行。
谁都是知道钢铁需求的飞速增长,如今办铁厂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
松江府也有私人开始涉足炼钢行业,但是这个行业是典型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的行业,规模越大技术越先进则利润最高。
上海钢厂肯定是赚钱的,如果以钢厂利润为抵押发行债券,似乎还真的可行。
苏泽话锋一转说道:“不过这件事,必须要由大都督府筹办。”
申时行疑惑的说道:“大都督是不信任属下?”
苏泽摇头说道:“不是不信任你,而是不信任人性。”
苏泽站起来说道:“如今东南的官员,都有了经济为先的想法,这点很危险。”
申时行有些疑惑,“经济为先”,这是苏松一些官员的口号。
因为新学不耻于谈利,而在考核一个地方官员的时候,地方民生经济的发展也成了重要的指标,这也让很多官员开始主导追逐利润。
苏泽说道:“若是自己的钱还好,若是借钱搞发展,就会发生很多问题。”
苏泽似乎想到了什么,摇头说道:“总之这个发债的权利,要牢牢的控制在大都督府手里,而且上海钢厂也不是上海的钢厂,是全体东南人的钢厂,要面向整个东南地区公开发债。”
申时行点点头,既然大都督府愿意发债,他反而能乐得清闲。
送走了申时行,苏泽又看向案头上的另外一份公文。
这是苏州知府何心隐写给苏泽的公文,这份公文也是何心隐写给苏泽求援的。
但是何心隐并不是来要钱的,而是要政策的。
何心隐在信中说,苏州的商人们因为经常要出海,在海上航行会遇到各种意外,而在茫茫大海中发生意外,往往就是倾家荡产。
特别是现在海上贸易繁荣,有些人会用所有的财产购买船只航行,船就是他们的全副身家。
在苏州府,已经出现了好几次船难而导致船东和货主自杀的事情了。
巨大的利润对应着巨大的风险,何心隐很明白这一点,苏州官府并没有介入其中。
但是很快在船东之间,出现了这样一种合同。
出海航行的船东相约各自出一笔钱,若是出海航行全部都安全归航,那所有人都将出的钱拿回来。
一旦有船只遇难,则将这笔钱全部赔偿给遇难船只的船东和货主。
一开始这种合同只是存在几个认识的船东之间,算是一种互助性质的合约。
但是在一次遇难船只获赔的消息登上苏州当地报纸之后,这种合约就迅速在苏州府流行起来。
而一名叫做袁文才的苏州府商人,从中嗅到了商机。
袁文才十七岁就中了秀才,但是到了二十七岁都没有中举,后来苏州府归于东南之后,他参加国子监考试也落榜了。
袁文才干脆放弃科举试图,开始经营家族生意。
袁文才的家族也准备从事航运的生意,他从报纸上看到了遇难船获赔的消息,于是生出了一个想法。
袁文才找来一些需要出海的船东,向他们兜售一种合同。
船东只需要付他一笔钱,出海遇到船难就会获得对应数额的赔偿,但船如果平安归来,这笔钱就不会退还。
袁文才是个聪明人,他这个赔偿数额也不是随便定的。
袁文才走访了整个太仓港口的船主和水手们,统计出最近半年出海航行的船难概率。
而且袁文才还区分了近海航行和远洋航行的赔付比例,近海航行的安全系数高,发生船难的概率不高。
远洋航行发生船难的次数多,所以赔偿比例也要更低一些。
但是出乎袁文才的意料,对于他这份“产品”,船东们却兴趣寥寥。
原因自然也是很简单的,相比船东们自发联合互助性质的合同,袁文才的这份合同,船队平安归来是不退钱的。
这些精明的商人们,为什么不自己和朋友签订互助合同呢?
但是事情很快发生了转机。
一支前往琉球的船队不幸遭遇了海上风暴,船队中的十二艘船全部遇难。
这场太仓开港以来最大的船难,让太仓码头的所有船都鸣笛致哀,不少想着出海暴富的人也被泼了一头冷水。
而更糟糕的是,这十二艘船当中的十一艘船,都是签订了互助联保的合同。
每一艘船都出了钱,但是现在所有的船都沉了。
船东的家属和货主们,拿着合同来到衙门,每个人都主张这笔钱要全部赔给自己。
太仓县审理不了这个案子,就只能推给苏州府。
对于法律专家何心隐来说,这个案子并不是难办的案子。
何心隐直接以合同无法履约为缘由,判定这份合同无效,将支付合同的钱全部退回。
对于这个结果,船东家属和货主虽然不满意,但是也没有办法。
而舰队中的另外一艘船,并没有和其他船主一起签订互助协议,而是购买了袁文才的保险。
在得知船难的时候,袁文才立刻上门,将商定赔付的金额交给了船东的家属。
袁文才立刻花钱在苏州的报纸上刊登广告,广泛报道了这件事。
这下子,袁文才的生意火了。
他将这种生意命名为“保险”,更多的船主开始在他这里投保,袁文才的生意越做越大。
本来事情到这里了,应该是一个圆满的结果。
袁文才发了财,船东们和货主获得了保障,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。
可袁文才发财了之后,却不满足于赚保险费这点钱。
为了和船东的私人约契竞争,袁文才的保险价格并不高,而这个时代发生船难的概率不小,所以他的保险的利润其实并不高。
但是袁文才很快看到了另外一种机会。
利润虽然不高,但是大量船东的保险费数量多啊。
而整个东南如今最缺的是什么?就是钱啊!
袁文才的脑子很活,他很快想到了另外一种“玩法”。
袁文才提出一种长期的保险,为期是两年到三年,这种保险要比每次出海都要缴的保险便宜很多,而且在保险期间出海是不限制次数的,从按次保险变成了按照时间保险,只要是在保险时间范围内出了海难,袁文才全额赔付。
这项产品自然也得到了很多小船主的喜爱,比起每一次都要交钱,这种长期性的保险价格更低。
袁文才很快收到了一大笔的保费,接着他开始将这笔保险费当做高利贷,开始在苏州府的商人中放贷。
事情的讽刺性就发生在这里。
保险本来就是船东和货主们为了抵抗老天爷的命运,而联合起来的一种手段。
出售这种产品的袁文才,却遭到了老天爷的报复。
袁文才的事业本来如火如荼,又是一场船难,让他构建的精巧商业王国垮塌了。
袁文才向苏州商人借贷,如今苏州商人都知道远洋航运是最赚钱的,好几个商人向袁文才借钱购买了大船,前往南洋做生意。
这些船主并没有多少航海经验,高情商的说法他们是冒险家,低情商的说法就是投机客。
为了节约成本,他们连有经验的船长和水手都舍不得雇佣,满载着货物就出发了。
结果一场大风暴,这些船东的船全部遇难。
而委托这些船东运输的货主总算是有点风险意识,他们出航之前在袁文才这边投保了。
这下子袁文才炸了。
船东的钱都是向他借的,现在船队遇难,借款是别想要拿回来了。
货主还拿着保险单向他要钱。
袁文才元气大伤,于是他做出了一件让苏州商人爆炸的事情,他跑路了。
袁文才将剩余的保险费用卷走,全家跑路南洋。
那些投保的商人们就炸了,他们立刻向官府状告。
何心隐这边也炸了,他只能将事情的经过写下来,向苏泽求助。
苏泽看完了信,也觉得叹为观止。
苏泽再次感慨,这个时代聪明人实在是太多了,袁文才这一套可真的太溜了!
若不是他运气实在不好,遇到了那么一场船难,未必不能让他建立起一座金融帝国来。
不过这也给苏泽提了一个醒,东南的经济制度,已经跟不上它蓬勃的经济发展了。
苏泽提起笔,对何心隐开始回信。
“袁文才卷款逃跑,命令东南沿海水师通缉拦截。”
“袁文才的短期保单,可以由苏州知府出面继续承保,足额赔付。”
“长期保单则由苏州府出资,交给民间资金协商解决。”
“袁文才案的问题不在于这些保单,而是保险这种新业务的立法。”
苏泽思考了一下,继续提笔写道:“保险和其他合同不同,一旦出现袁文才这种挪用的情况,对所有投保人都是巨大的损失。”
“收取的保费,不是保险出售者的利润,而是全体投保人的共同资产。”
“苏州府可以出台相关的法规,强行要求将一定比例的保费,封存在苏州府户科府库中,预防袁文才案再次发生。”
写完了保险准备金的制度,苏泽又说道:
“除了保险之外,民间高利贷的问题也是需要重视的。”
“高利贷屡禁不止,还是需要借钱的人多了,他们借不到低息的钱,只能从高利贷那边借。”
“这也是我们的经济法规和经济制度没有跟得上。”
当年方望海在南直隶和浙江发行钞关税的抗倭捐的时候,南直隶和浙江的商人一开始都是踊跃购买的。
对很多商人来说,有钞关税担保的抗倭捐,算是一种稳定的投资。
手里有钱的商人,需要稳定安全的投资。
需要借钱发展的商人,借不到低息的钱。
高利贷者可以说是寄生在经济发展上的吸血虫,也可以说是调动资源的银行家。
而随着经济活动的越来越繁荣,金融业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。
保险也是,银行业也是,既然这些行业的出现不可避免,那就只能尽快的规范起来,反而能少走一些弯路。
苏泽如今在南京大都督府,每天忙着就是肝技能刷经验,搞各种各样的“发明”,却将大部分的事务都委托给下面人去做。
随着东南的发展越来越快,他这个“先知”,也只能在大方向给一些引导,真的要解决问题,还是要靠申时行何心隐这些办事的官员。
苏泽给何心隐回信,隐晦的谈了银行业的看法,却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。
以何心隐的治政水平,一定能看出自己的用意。
苏泽又拿起来谭纶的来信。
谭纶来信谈的就是苏泽前段时间寄给他的一项“新发明”。
玻璃。
清末的时候,广东就是玻璃生产的基地,广州城附近拥有全国数一数二的石英砂矿,这是制造玻璃的重要原料。
其实玻璃在中华大地上出现的时间很久了,但是古代中国都是将玻璃当做“仿玉”来制造的。
因为矿藏和制造方法的区别,中国古代玻璃基本上都是不透明的彩色玻璃,而不是近现代这种透明玻璃。
而中国人很早认识到了“铅毒”的存在,而且中国人喜欢吃热食,所以也没有和西方一样发展出玻璃容器。
相反陶瓷器在这片土地上迅猛发展,在生态位上碾压玻璃,成为中华文明的特产。
这些本来也没什么问题,但是在进入工业时代以后,玻璃就成为非常重要的材料。
玻璃、钢铁、混凝土,这些都成为了重要的建筑材料。
而透明玻璃关系到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制造,更是很多光学仪器的基础。
自然界中的高透明度的水晶价格高昂,苏泽虽然已经发明了显微镜和望远镜,但是能用得起的人并不多,如今光是供应医院和医学院都不够。
年前谭纶给苏泽写信,请求苏泽这位“财神爷”给广东搞一项生财的产业。
苏泽就回信提出了烧制玻璃的工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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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泽看着申时行说道:“你这是守着金山要饭,松江府那么多富户,难道还要向大都督府要钱吗?”
申时行皱眉说道:“大都督也要富户逼捐?”
苏泽摇头说道:“这种事情我们东南当然不愿意做,但是我们可以发债啊。”
“发债?”
苏泽点头说道:“就和当年胡宗宪在浙江发过的抗倭捐,只不过抗倭捐是以钞关税收入为抵押,你可以用铁厂的利润为抵押,发行专门的债券。”
申时行想了想,似乎这个办法还真的可行。
谁都是知道钢铁需求的飞速增长,如今办铁厂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
松江府也有私人开始涉足炼钢行业,但是这个行业是典型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的行业,规模越大技术越先进则利润最高。
上海钢厂肯定是赚钱的,如果以钢厂利润为抵押发行债券,似乎还真的可行。
苏泽话锋一转说道:“不过这件事,必须要由大都督府筹办。”
申时行疑惑的说道:“大都督是不信任属下?”
苏泽摇头说道:“不是不信任你,而是不信任人性。”
苏泽站起来说道:“如今东南的官员,都有了经济为先的想法,这点很危险。”
申时行有些疑惑,“经济为先”,这是苏松一些官员的口号。
因为新学不耻于谈利,而在考核一个地方官员的时候,地方民生经济的发展也成了重要的指标,这也让很多官员开始主导追逐利润。
苏泽说道:“若是自己的钱还好,若是借钱搞发展,就会发生很多问题。”
苏泽似乎想到了什么,摇头说道:“总之这个发债的权利,要牢牢的控制在大都督府手里,而且上海钢厂也不是上海的钢厂,是全体东南人的钢厂,要面向整个东南地区公开发债。”
申时行点点头,既然大都督府愿意发债,他反而能乐得清闲。
送走了申时行,苏泽又看向案头上的另外一份公文。
这是苏州知府何心隐写给苏泽的公文,这份公文也是何心隐写给苏泽求援的。
但是何心隐并不是来要钱的,而是要政策的。
何心隐在信中说,苏州的商人们因为经常要出海,在海上航行会遇到各种意外,而在茫茫大海中发生意外,往往就是倾家荡产。
特别是现在海上贸易繁荣,有些人会用所有的财产购买船只航行,船就是他们的全副身家。
在苏州府,已经出现了好几次船难而导致船东和货主自杀的事情了。
巨大的利润对应着巨大的风险,何心隐很明白这一点,苏州官府并没有介入其中。
但是很快在船东之间,出现了这样一种合同。
出海航行的船东相约各自出一笔钱,若是出海航行全部都安全归航,那所有人都将出的钱拿回来。
一旦有船只遇难,则将这笔钱全部赔偿给遇难船只的船东和货主。
一开始这种合同只是存在几个认识的船东之间,算是一种互助性质的合约。
但是在一次遇难船只获赔的消息登上苏州当地报纸之后,这种合约就迅速在苏州府流行起来。
而一名叫做袁文才的苏州府商人,从中嗅到了商机。
袁文才十七岁就中了秀才,但是到了二十七岁都没有中举,后来苏州府归于东南之后,他参加国子监考试也落榜了。
袁文才干脆放弃科举试图,开始经营家族生意。
袁文才的家族也准备从事航运的生意,他从报纸上看到了遇难船获赔的消息,于是生出了一个想法。
袁文才找来一些需要出海的船东,向他们兜售一种合同。
船东只需要付他一笔钱,出海遇到船难就会获得对应数额的赔偿,但船如果平安归来,这笔钱就不会退还。
袁文才是个聪明人,他这个赔偿数额也不是随便定的。
袁文才走访了整个太仓港口的船主和水手们,统计出最近半年出海航行的船难概率。
而且袁文才还区分了近海航行和远洋航行的赔付比例,近海航行的安全系数高,发生船难的概率不高。
远洋航行发生船难的次数多,所以赔偿比例也要更低一些。
但是出乎袁文才的意料,对于他这份“产品”,船东们却兴趣寥寥。
原因自然也是很简单的,相比船东们自发联合互助性质的合同,袁文才的这份合同,船队平安归来是不退钱的。
这些精明的商人们,为什么不自己和朋友签订互助合同呢?
但是事情很快发生了转机。
一支前往琉球的船队不幸遭遇了海上风暴,船队中的十二艘船全部遇难。
这场太仓开港以来最大的船难,让太仓码头的所有船都鸣笛致哀,不少想着出海暴富的人也被泼了一头冷水。
而更糟糕的是,这十二艘船当中的十一艘船,都是签订了互助联保的合同。
每一艘船都出了钱,但是现在所有的船都沉了。
船东的家属和货主们,拿着合同来到衙门,每个人都主张这笔钱要全部赔给自己。
太仓县审理不了这个案子,就只能推给苏州府。
对于法律专家何心隐来说,这个案子并不是难办的案子。
何心隐直接以合同无法履约为缘由,判定这份合同无效,将支付合同的钱全部退回。
对于这个结果,船东家属和货主虽然不满意,但是也没有办法。
而舰队中的另外一艘船,并没有和其他船主一起签订互助协议,而是购买了袁文才的保险。
在得知船难的时候,袁文才立刻上门,将商定赔付的金额交给了船东的家属。
袁文才立刻花钱在苏州的报纸上刊登广告,广泛报道了这件事。
这下子,袁文才的生意火了。
他将这种生意命名为“保险”,更多的船主开始在他这里投保,袁文才的生意越做越大。
本来事情到这里了,应该是一个圆满的结果。
袁文才发了财,船东们和货主获得了保障,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。
可袁文才发财了之后,却不满足于赚保险费这点钱。
为了和船东的私人约契竞争,袁文才的保险价格并不高,而这个时代发生船难的概率不小,所以他的保险的利润其实并不高。
但是袁文才很快看到了另外一种机会。
利润虽然不高,但是大量船东的保险费数量多啊。
而整个东南如今最缺的是什么?就是钱啊!
袁文才的脑子很活,他很快想到了另外一种“玩法”。
袁文才提出一种长期的保险,为期是两年到三年,这种保险要比每次出海都要缴的保险便宜很多,而且在保险期间出海是不限制次数的,从按次保险变成了按照时间保险,只要是在保险时间范围内出了海难,袁文才全额赔付。
这项产品自然也得到了很多小船主的喜爱,比起每一次都要交钱,这种长期性的保险价格更低。
袁文才很快收到了一大笔的保费,接着他开始将这笔保险费当做高利贷,开始在苏州府的商人中放贷。
事情的讽刺性就发生在这里。
保险本来就是船东和货主们为了抵抗老天爷的命运,而联合起来的一种手段。
出售这种产品的袁文才,却遭到了老天爷的报复。
袁文才的事业本来如火如荼,又是一场船难,让他构建的精巧商业王国垮塌了。
袁文才向苏州商人借贷,如今苏州商人都知道远洋航运是最赚钱的,好几个商人向袁文才借钱购买了大船,前往南洋做生意。
这些船主并没有多少航海经验,高情商的说法他们是冒险家,低情商的说法就是投机客。
为了节约成本,他们连有经验的船长和水手都舍不得雇佣,满载着货物就出发了。
结果一场大风暴,这些船东的船全部遇难。
而委托这些船东运输的货主总算是有点风险意识,他们出航之前在袁文才这边投保了。
这下子袁文才炸了。
船东的钱都是向他借的,现在船队遇难,借款是别想要拿回来了。
货主还拿着保险单向他要钱。
袁文才元气大伤,于是他做出了一件让苏州商人爆炸的事情,他跑路了。
袁文才将剩余的保险费用卷走,全家跑路南洋。
那些投保的商人们就炸了,他们立刻向官府状告。
何心隐这边也炸了,他只能将事情的经过写下来,向苏泽求助。
苏泽看完了信,也觉得叹为观止。
苏泽再次感慨,这个时代聪明人实在是太多了,袁文才这一套可真的太溜了!
若不是他运气实在不好,遇到了那么一场船难,未必不能让他建立起一座金融帝国来。
不过这也给苏泽提了一个醒,东南的经济制度,已经跟不上它蓬勃的经济发展了。
苏泽提起笔,对何心隐开始回信。
“袁文才卷款逃跑,命令东南沿海水师通缉拦截。”
“袁文才的短期保单,可以由苏州知府出面继续承保,足额赔付。”
“长期保单则由苏州府出资,交给民间资金协商解决。”
“袁文才案的问题不在于这些保单,而是保险这种新业务的立法。”
苏泽思考了一下,继续提笔写道:“保险和其他合同不同,一旦出现袁文才这种挪用的情况,对所有投保人都是巨大的损失。”
“收取的保费,不是保险出售者的利润,而是全体投保人的共同资产。”
“苏州府可以出台相关的法规,强行要求将一定比例的保费,封存在苏州府户科府库中,预防袁文才案再次发生。”
写完了保险准备金的制度,苏泽又说道:
“除了保险之外,民间高利贷的问题也是需要重视的。”
“高利贷屡禁不止,还是需要借钱的人多了,他们借不到低息的钱,只能从高利贷那边借。”
“这也是我们的经济法规和经济制度没有跟得上。”
当年方望海在南直隶和浙江发行钞关税的抗倭捐的时候,南直隶和浙江的商人一开始都是踊跃购买的。
对很多商人来说,有钞关税担保的抗倭捐,算是一种稳定的投资。
手里有钱的商人,需要稳定安全的投资。
需要借钱发展的商人,借不到低息的钱。
高利贷者可以说是寄生在经济发展上的吸血虫,也可以说是调动资源的银行家。
而随着经济活动的越来越繁荣,金融业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。
保险也是,银行业也是,既然这些行业的出现不可避免,那就只能尽快的规范起来,反而能少走一些弯路。
苏泽如今在南京大都督府,每天忙着就是肝技能刷经验,搞各种各样的“发明”,却将大部分的事务都委托给下面人去做。
随着东南的发展越来越快,他这个“先知”,也只能在大方向给一些引导,真的要解决问题,还是要靠申时行何心隐这些办事的官员。
苏泽给何心隐回信,隐晦的谈了银行业的看法,却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。
以何心隐的治政水平,一定能看出自己的用意。
苏泽又拿起来谭纶的来信。
谭纶来信谈的就是苏泽前段时间寄给他的一项“新发明”。
玻璃。
清末的时候,广东就是玻璃生产的基地,广州城附近拥有全国数一数二的石英砂矿,这是制造玻璃的重要原料。
其实玻璃在中华大地上出现的时间很久了,但是古代中国都是将玻璃当做“仿玉”来制造的。
因为矿藏和制造方法的区别,中国古代玻璃基本上都是不透明的彩色玻璃,而不是近现代这种透明玻璃。
而中国人很早认识到了“铅毒”的存在,而且中国人喜欢吃热食,所以也没有和西方一样发展出玻璃容器。
相反陶瓷器在这片土地上迅猛发展,在生态位上碾压玻璃,成为中华文明的特产。
这些本来也没什么问题,但是在进入工业时代以后,玻璃就成为非常重要的材料。
玻璃、钢铁、混凝土,这些都成为了重要的建筑材料。
而透明玻璃关系到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制造,更是很多光学仪器的基础。
自然界中的高透明度的水晶价格高昂,苏泽虽然已经发明了显微镜和望远镜,但是能用得起的人并不多,如今光是供应医院和医学院都不够。
年前谭纶给苏泽写信,请求苏泽这位“财神爷”给广东搞一项生财的产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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